2003年底，在北京银枫家园物业公司被迫撤离、管委会被“民选”下台之际，研究文明学的学者北野被选举为新的业委会主任，他开始实践着自己的《中国文明论》，用自己擅长的“理论手术刀”解剖社区的种种问题。通过“顺风车站”、“邻居节” 、“老年俱乐部” 、“妈妈会”等一系列举措，北野梦想着把银枫家园带入自己向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国。他的朋友却认为，北野是位孤军奋战的斗士，斗士的想法过于理想。自从他当上银枫家园业委会主任之后，他的理想已经被媒体无限放大，成了北野对全国媒体的承诺。2005年6月12日，北野通过焦点房地产网发表声明：他辞职了！

　　在他的告别书中提到：“我的理由是当我无法按国家规定，按广大业主的要求，按自己的理性与良知全力为大家服务时，我就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个位置上。我希望自己的辞职可以开这样一个先例：做公益不能讲面子，只能靠良心。辞职可以减少内耗，防止公共事务演变成私人恩怨。希望那些有疑问的人彻底明白，做业委会的工作除了为大家服务，没有任何私利可图。”听到这个消息，看到他的告别书，多少有点震惊。更令人惊讶的是，论坛上出现的对他进行恶劣人身攻击的匿名留言。 本文来自中国物业管理领先媒体

　　第一次见到北野是去年在北京做专题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却热情有加，总像一个“传道士”一样不厌其烦地述说他的“理想国”。与他谈话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是“正义、理性和良知”。当时对他的整体观感就是，一个现今社会上难得的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和可贵的精神道德家。我还参观过他在现实中不遗余力试图营造的“理想国”——北京银枫家园，那是一个美丽和谐的住宅小区。

    孤独舞者的退出　

　“从我参与业委会工作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考虑如何通过自己的实践，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使业委会的工作可以‘复制’而不仅仅是创立一个样板让人学。如果我仅进行自我的‘公民试验’，而不是制度建设，结果是无法复制、推广。那将失去‘公民试验’的意义。”

    我在电话里向北野求证了他辞去业委会委员职务的消息。“退出对我不是幻灭或放弃而是重新开始。退出意味着重新认识理想。理想必须根植于现实，要更加面对现实。把问题的责任归咎给领导人，这是中国的‘传统’。现在业委会的问题不是因为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大家都不参与的问题。我的退出是要创造一个容易上容易下的先例，告诉大家，做公益人人有机会，不用抱怨。这时，业主迟早会发现，小区的问题不是某个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大家的问题。目前，社区的普遍现象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声音不够，消极的，不理性的、不负责任的抱怨声音太多。” 

　　“社区民主的速度和进程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业主对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的认识还处于萌芽状态，只知道强调自己的权力，不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参与，搭便车的情况普遍存在。大部分业主是好人，但好人沉默。当所有的条件都不成熟时，我就像唐吉珂德一样，一个人在与风车做斗争。”当我问到退出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 首先是制度创新。辞去主任职务，等于把业委会这个‘金字塔’的尖削掉了。这种制度才真正符合业主一人一票的现实。我希望创造一种‘扁平机制’，一种没有‘权威’，没有‘领导’，在委员间绝对平等的民主决策机制。二是民主训练。在业委会内部，这样一个扁平公开的决策制度给每一个委员一个接受民主训练，必需尽职尽责的机会。谁也别想依靠谁，同时，你必须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对物业公司、广大业主而言，也是必要的民主训练。以前有主任，有事找“领导”就行了，一切由领导决定。现在不行。大家必须学会并习惯跟制度打交道。三是心理断乳训练。在实际工作中我发现，成年人的心理有极强的儿童心理特征。比如，出了事，他会像孩子找家长一样找‘领导’，而不会像成年人那样思考：有问题我该怎么办？如何通过参与来解决？如果人人都不想负责任，都不想参与，有问题都找领导解决，解决不了就闹，就抱怨，这样的群体要么必然产生独裁，要么是普遍的不负责任。因为很多事没有大家的参与根本是‘领导’无法解决的。比如维权。谁都不想出头，谁都想只要有业委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行就换业委会。这样的想法将导致三个结果：业委会干不下去，最后垮台；业主期望太高，最后失望；业委会在压力下被收买。中国的很多问题是成年人心理问题的反映。心理不成熟，不负责任，我们就无法建立成熟和负责任的制度。”

    在他看来，业主委员会的运作实际上需要高度的献身精神和自律，包括对权力欲的克制、更要防止腐败，同时对领导能力要求非常高。制度建设很重要，没有成熟的制度或有制度大家不参与是没有用的，业主的参与就是业主委员会工作的水分和土壤，没有水分或土壤贫瘠，有种子也长不出；业主维权时，以为“只要有业委会就行了”，殊不知，大部分业主的缺位导致的结果就是新的腐败，新的欺压业主现象的产生。关于他所向往的理想国，他告诉我“要达到的目标与现实还差得太远。大家对制度建设不感兴趣，更关心实际利益。”

　　那么“按自己的理性与良知”具体指什么？他告诉我：“一切首先要从做人开始。业委会要为大家服务。但开会总凑不齐人怎么办？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只能靠自觉。比如，有人违反了业主公约，管理规定，你要不要指出别人的错误？还是得过且过当老好人？这也是拷问一个人的理性和良知呀。我辞去这个职务是想做个彻底的人。在中国，人际关系还是很重要，大家都说好话，不得罪人。如果每个人都圆滑，都不得罪犯错误的人，那么我们早晚要为所有的错误付出代价。这对整个社会有什么益处？总要有人敢于站出来得罪人。中国人圆滑了几千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要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社会。我们首先要独善其身。理想主义者的现实遭遇很痛苦但内心很快乐。即使大部分人都人云亦云、苟且应付，我仍要按自己的理想生活。”

　　他认为，不能把业委会变成权力机构：“我认为业委会不能有权力，具体说是两项权力：决策权和财务权。这是防止业委会腐败，出问题的根本。也是对人的考验。如果没有了这两项权力，还愿意从事这个工作的人，那么他工作的动力只能是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公益心了，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物业管理条例》的精神做。否则，就可能产生腐败或欺压业主的业委会。我坚持维护业委会的清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如何防止业委会腐败是个课题，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

　　“希望那些有疑问的人彻底明白，从事业委会工作除了为大家服务，没有任何私利可图。”这里所指的疑问到底又是什么呢？北野的答复是：“一直有谣言说北野是拿了物业公司、开发商的钱。这年月，人不为钱，谁干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这个时代，一个人做坏事是正常的，做好事被认为不可能。好，我辞职，谁怀疑谁可以去试试，结果谁都不说话了，谣言不攻自破。如果我坚持呆在这个位置，别人的疑问只会加重。做公益，切忌死乞白赖不下台！”

　　如何解释论坛上某些人所说的“业主斗业主的恶劣局面始于北野”的说法？北野如是答：“在银枫家园，业主之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应该过好眼前的日子，支持现有物业公司做好管理。维权慢慢来，要理性，要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另一种是，赶走现在的物业公司，招标选聘物业公司，大概有10%左右的业主持这种观点。在前管委会的人中有一两个人持更极端的观点：他要把物业公司赶走，自己来管。作为个人观点无可厚非，甚至应该得到尊重，但要把个人观点通过自己的职权强加给小区全体业主，不顾任何后果则是罪恶。按这种观念去做会给小区带来灾难。我当然要站出来反对这种观点。结果，由于观点之争就演变成了个人仇恨。我被妖魔化为是被物业收买的人。就算物业可以收买我，物业如何收买小区超过84%的业主支持他们？而那些造谣者的支持率在1%左右，而且，永远是匿名的。我从中我得到的教训是，面对不同观点，就是再荒唐也要理解、宽容，用词温和，不要结下仇恨。宁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像我这样说话过分直率确实是会得罪人。我需要反思，需要智慧。” 

　　对于现实遭挫的根源，北野总结为：“可能因为我在社区建设方面太急，太理想化了。我把我的社区实践、业委会工作当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践，我一直持这种观点——社区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基础，社区是整个社会的细胞。只有把社区搞好了，国家才能搞好，而搞好社区，首先是解决社区人的问题。建立理想国，首先需要理想的公民，需要公民参与，而且制度建设必须跟上。我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为大规模推动社区建设做点实事。”

　　北野为什么遭人嫉恨？

　　“去年，参加白岩松先生的‘新闻会客厅’。记得他问我什么是“好人”?我用孔子的关于好人的说法答道：好人就是好人说这个人好，坏人说这个人坏，这个人才是好人。”

　　“第一次遭恨并受到生命威胁是我们旁边的那个工厂。工厂冒黑烟，我向环保局举报了一年，我向所有政府部门反映这个问题。最后，工厂经理给我打电话说，你再告，生命安全不保。第二次我遭恨是一个邻居用大铁门把公摊面积占了，把公共楼道的窗户都堵上了，谁都不管，包括受害的邻居！我给人家写了封信贴在门上，说‘亲爱的邻居，你这样做不对！相信你能自己拆除’。我也以为人家会被我的真诚打动，结果，我得到的口信是：告诉北野，别挨了打还不知道是谁打的！一个外国人在院子里刨地，种树，我去制止人家，差点引起‘国际纠纷’，又得罪一个‘国际友人’！本来都是好朋友，好邻居，结果因为观点不同，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人家认为应该把物业赶走，自己干，我认为应该对全体业主负责任，不能你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后，那个邻居的一意孤行引起广大业主、物业公司的强烈不满，他被迫下台。他认为这是我组织领导的！结果我在他眼里又成了‘篡党夺权’的阴谋家！一个业主要在院子里搭棚子，物业说，我们不管，你问北野吧。这时我已经当选了主任。我直率地对他说，根据《公约》、《合同》、《物业管理条例》你都不应该搭。你破坏了整个园区。他说，我这点木头就够做两口棺材的！你看着办。有的业主私搭乱建，拆承重墙，我怎么办？当然要表示反对！这是做人的起码正义原则。更何况我还是主任！可是反对不就得罪人吗？不就遭恨吗？你凭什么管我的事？我说，那不是你的私事，是涉及正义和公共利益和秩序的事！” 

　　“大家可以看到，网上有专业骂我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你一个小老百姓维护什么社会正义？那是上帝，圣人，是历史英雄的事，你做这些不是虚伪，不是沽名钓誉吗？他根本不知道，社会正义，民族的强大与希望不是靠什么圣人，伟大领袖，而是靠千百万像我一样的小老百姓对社会正义的相信，靠千百万人的理性、良知与行动。靠良好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鼓励个体维护并实现社会正义。想想那些恨我的人并不是出于社会正义，而是相反，出于自私自利，出于忌恨、偏见，出于愚昧无知。而我不过是客气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如果他们因此而恨我，那就让他们恨吧。这就是我遭恨的原因。”

　　选聘物管遭遇流产

    “这次选聘物业公司流产的业主大会告诉我们：如果大家不参与，如果大家不把自己的民主权力当回事，如果大家不从大处着眼，处处看着眼前的蝇头小利，如果大家不用脑子，听信不负责任的谣言，那么受害的将是我们所有的人！”

　　“从去年底，小区的‘合同谈判小组’就开始准备新合同，经过数月调研，综合了5种合同，征求了数名从事物业管理的业主的意见，最后于去年12月底在小区及网上向全体业主公示，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由于原小区物业公司愿意继续为银枫家园服务，并同意在公示合同的基础上由大家投票决定是否续约或招标。他们提出的唯一具体要求是由于保安及水电成本的上涨，希望物业费从原来的每平米2?72元上升到2?88元，业委会另外加2分钱是考虑未来的法律纠纷增多，为了维护大家的利益，可能需要打官司。结果就出来了一个2?90元，每平米上涨了0?18元的直观价格。”

　　“这个价格到底如何，业委会和物业公司都无权决定，必须交业主大会投票表决。从准备合同，与小区物业公司谈判，再5改其稿，公示、印选票、动员大家发选票，打成百上千个电话，动员大家投票，前后忙了半年，数十个业主义务工作，结果，投票率只有65?4%，有34?6%的投票权不参与。按《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任何重大事项，比如选聘物业公司必须有超过总投票权三分之二同意才有效，也就是说必须达到66?7%。不参与投票的比率太高是导致本次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流产的原因。”

　　“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由几位激烈反对我个人的位业主带头，在小区搞了一个‘反对业委会与物业所签合同，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提议’。我不知道他们是缺乏常识还是另有用心？因为，业委会根本无权与物业公司签合同，让大家投票就是以书面形式在开业主大会。他们抓住部分业主不明真相，对涨价敏感的心理，赶在业委会发选票之前以反对涨价为名征集业主签名，实际是要弹劾业主委员会。弹劾业主委员会需要20%有投票权的业主签名同意，他们知道，如果直接告诉业主要弹劾业主委员会他们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因此，便打着反对涨价的名义征集业主签名，并声称自己征集到200多户业主签名，书面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弹劾业委会。业委会一直在等他们提交证据，向大家公示后将按这些业主的意见召开业主大会。直到今天他们也没给我们任何证据。”

　　“我没有想到做公益，为大家服务，凭一个人的理性与良知工作会让人恨到给我写匿名信，威胁我，用黑社会威胁我，要我去死的地步！我更没有想到‘顺风车站’怎么了？“邻居节”怎么了？那么让人恨？为了整个小区好，我要像神经病一样整天跟物业唠叨，让人烦，为了维护小区的利益，我不得不直接面对那些违规的业主并遭他们的辱骂痛恨与威胁！”

　　北京市小区办主任邹劲松对北野辞职的回信摘录：

　　“从《物业管理条例》的精神上讲，您辞职是具有革命先行意义的，我完全支持！因为很多业主认为业主委员会主任是个官，有权有实惠，都想干主任职务！还有的人认为主任什么问题都要给我解决，否则是不称职！也有一些业主委员会主任自身认为，主任就是首长，什么事我说了算，也不召开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会议决策！把自己凌驾于全体业主之上！因此，您的辞职事对业主的民主意识和法律知识是一次教育和培训。其实业主委员会主任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相当于议会议长，并没有独立的决策权！业主委员会要形成决议，必须通过表决机制，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首长拍板！

　　所以决策权利及决策后果是需要全体业主承担的，而不是业主委员会主任独自承担！……”

　　业主公民意识的觉醒，业主如何能走得更远，如何能产生更积极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是相反，没有精神信仰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一群没有精神信仰的人，因利而来，必然会因利而争，最后因利而散。这是目前业主维权活动的最大问题。大家到底靠什么真正团结起来？到底为什么？一个“利”字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把一盘散沙的业主组织起来，使业主形成一个健康的利益共同体是当务之急。不把业主组织起来的另外一些负面影响如：业主无法作为一个利益群体与物业公司形成力量制衡，这样既不利物业发展，也不利业主理性的保护自己的权益。业主缺乏有效组织，一旦利益受到侵害，大家群情激愤，不是走极端，就是容易被少数坏人利用。

　　物业公司如何在复杂的泛政治化业主运动中生存发展，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小区，物业公司是唯一有组织的群体，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一个项目经理就相当于一个“总理”，他不仅需要懂业务，还要懂“政治”，搞不好，业主不满可能不是因为服务，而是因为“政治”，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各方面的复杂关系。这个问题需要物业管理行业专门研究。

　　业主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最好办法是与自己的邻居立约，大家共同遵守。这个约就是《业主公约》，是小区“宪法”，也是主权在民，社区民主、自治的根本体现。 

　　目前，小区出现的问题是：没人把“业主公约”当回事，除了认识，习惯方面的原因以外，关键是对违约者没有执法力度。这就造成了一个事实：如果违约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就会有更多的人效法，从违约中牟取私利，结果使整个小区处在战争状态，而且，业主公约也成了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