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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需重视公职人员及退休干部参与业委会相关问题

来源:成都三泰联合物业管理师事务所  日期:202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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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公职人员及退休干部参选业委会,是赋能基层治理的良策。但现实中,部分干部“作为业主”依法参选时,却因“违规兼职”“违规取酬”的定性风险、事前报备的无章可循,加之恶意投诉的低成本,陷入了“不敢进、留不住”的困境。


需要厘清,业委会是业主自治组织,作为小区业主的干部以普通业主身份参选,是依法行使物权和自治权,绝非违纪违规的“兼职取酬”。若任由纪律边界模糊,让善意参与者如履薄冰,不仅白白浪费治理人才,更会架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


基层治理不能只有“鼓励”的口号,更需有“保护”的实招。唯有尽快厘清法治边界、建立分类回避与履职保护机制,为干事者撑腰,才能让政策善意真正转化为治理实效。




近年来,为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各地陆续出台政策,鼓励公职人员、退休党政干部及社区“两委”成员通过法定程序进入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此政策旨在发挥上述群体在政策熟悉度、法治意识、组织协调能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推动业主自治的规范化运行,提升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与治理水平。在妥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同时,有效激发广大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带动小区共建共治,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回归法治视角,凡是购买房屋、拥有本小区房产的公职人员及退休干部,在小区里其身份首先是享有物权的普通业主,依法享有《民法典》赋予的业主成员权和被选举权。他们通过业主大会依法依规、由群众投票选举进入业委会,其权力来源具有完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同样,无论是担任职务还是领取工作补贴,其核心的合法依据在于“依法依规”与“群众同意”——只要补贴标准经过业主大会合法决议通过、程序公开透明,即属于正当的自治履职补偿,而非违纪违规的“兼职取酬”。在各地实践中,大量公职人员及退休干部当选后,在监督物业履约、化解邻里矛盾、协调公共资源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有效提升了小区的治理效能。但现实是,法理层面的清晰与群众基础的支持,并未自然消解实践层面的重重隐忧。

鼓励公职人员及退休干部参与小区业委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本是各地强化基层治理、激发自治活力的明确导向。然而,政策预期与实践落地之间却存在明显温差。在这一导向下,诸多脱离法治轨道的制度性摩擦,使许多有意愿参与的干部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观望:一方面, 纪律边界模糊,导致“违规兼职取酬”的定性风险如影随形,令干部“不敢领、不敢为”;另一方面, 事前报备渠道不畅,使有意愿者无章可循、无所适从;更为突出的是, 不实投诉与恶意举报的成本极低,干部往往因惧怕“多干多错”、担忧牵连所在单位而被迫退缩。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避险心理在基层蔓延,不仅严重挫伤了干部参与自治的积极性,更导致基层治理面临治理骨干“不敢进、留不住”的流失困境。当前,该领域集中暴露出四大制度性问题:纪律定性存在概念混淆、事前报备缺乏实操指引、回避规则未按“职权关联度”精细分类、不实投诉的履职保护机制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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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政湖南平台上,长沙浏阳市新月半岛花园有业主投诉,称小区业委会中公职人员占多数并领取了数月津贴,质疑其违反《公务员法》“不得兼职取酬”的规定。当地官方回复认定:公职人员经业主大会合法选举当选业委会委员符合规定,但依据相关纪律要求,最终已责令涉事的3名公职人员限期退回所领津贴。

一、问题

(一)纪律定性存在概念混淆,易对依法选举的自治参与产生泛化审查。 部分投诉将《公务员法》中针对“违规兼职取酬”的规定,直接套用于公职人员参与业委会领取补贴的行为。业委会系《民法典》规定的业主自治组织,委员权力源于业主物权与群众选举,不具备行政职权。实务中,若未充分界定业委会委员的法律属性,极易将“参与自治”与“违规兼职”混同。据湖南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2019年通报,湘潭县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未产生兼职收入的情况下,因被匿名信访反映“在业委会兼职取酬”而接受核查,虽最终予以澄清正名,但客观上消耗了监督执纪资源。

(二)程序规范与实质风险交织,缺乏统一的“事前报备”实操指引。 引发处分的核心往往在于程序失控与利益关联。据陕西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秦风网)2024年通报,武功县某街道办工作人员在代管小区物业期间,自行确定收费标准并给自己发放工资补助,因缺乏独立监督制约受到党纪处分。据成都市某区纪委监察部门2015年通报,某文化馆工作人员因“未经组织批准、利用上班时间到业委会兼职并领取薪酬”受到处分。上述官方通报表明,“未经组织批准”是触发违规定性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在现行制度下,许多有意愿参与业委会的公职人员面临“不知道向谁报告、不清楚报备流程”的困境,客观上放大了履职风险。

(三)回避规则未按“职权关联度”分类,导致廉政风险与误伤并存。 现行回避规则未对公职人员的具体岗位职权与小区事务的关联度进行精细化考量,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回避或“放任不管”。一类是该回避的未回避,据宁波本地网络问政平台记录,某街道城建办公职人员当选辖区小区业委会主任后,业主以小区改造项目与街道业务直接关联为由要求其回避,产生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重合”的现实争议。另一类是不该回避的被误伤,部分地区对文教、卫健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公职人员,以及已经脱离公权力岗位的退休干部也设置参选门槛,实质是限制和剥夺了其合法自治权利。

(四)履职保护机制缺位,不实投诉严重影响基层治理效能。 针对公职人员参与业委会的投诉成本较低,且缺乏有效的甄别与澄清机制。据凤凰网等媒体公开报道,江苏常州某基层公职人员牵头成立业委会,在推进更换物业期间,先后遭遇针对性举报:先被举报“每月从业委会获取5000元津贴”,其以业委会规则及银行流水自证零报酬;随后又被举报“利用工作时间处理小区事务”,经核查其当时正处于育儿假期间。两次举报均因内容与事实不符未获认定,但举报信息被直接反馈至其单位领导,当事人因持续应对核查承受巨大压力,小区物业更换程序亦受影响。这表明,不实投诉已足以对参与者形成实质性消耗,并波及其所在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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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代表戴学华提出建议指出,当前小区业委会普遍面临“愿意参与的人少、自治能力弱”的难题。为此,建议组织部门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到业委会任职,以充分发挥其经验丰富、威望较高的优势。对此,县委组织部在答复中明确表示:因上级对领导干部到业委会兼职尚无明确规定,出台专门的鼓励政策缺乏制度依据。同时,答复进一步划定了纪律红线:依据干部监督管理有关规定(严禁兼职取酬),虽然业委会不属于社会团体,但在实际操作中类推适用该规定精神,定调为“不禁止任职,但绝对不能取酬”。最终定性:不反对二线干部自愿参与所在小区的管理,但前提是必须纯粹履行义务,不得领取任何报酬。

二、分析

上述四大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相关制度设计未能精准对接基层治理的实际场景,导致“依法自治”与“从严管理”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地带。

一是在法理层面, 业委会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其委员本质上是代表全体业主行使共有物权的“自治服务者”,而非享有行政或经营职权的“职务人员”。将其纳入《公务员法》所规定的“兼职”范畴,是对法律概念的误读。

二是在管理层面, 现行干部管理制度对公职人员参与社会组织、企业兼职有严格规定,但并未针对“参与业主自治”这一特殊形态出台专项指引。制度的空白导致了执行中的“泛化审查”和“过度避险”。

三是在治理层面, 基层治理需要具备公信力、协调力和专业素养的骨干力量。若因制度模糊将这部分力量排斥在小区治理之外,不仅造成人才浪费,更会加剧物业矛盾纠纷的化解难度,削弱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效。

三、举措

(一)回归法治轨道,明确界定“参与自治”与“违规兼职”的纪律边界。一是明确权利属性。公职人员及退休干部作为本小区购房业主,经群众依法选举为业委会委员,属于行使业主合法权利,不属于《公务员法》所禁止的“违规兼职”。二是厘清补贴性质。其在业主大会合法决议下领取的履职补贴,不应被泛化定性为“兼职取酬”,从制度根源上消除对依法选举产生的自治成果的干扰。

(二)健全参选规范,建立“事前请示、事后报备”的实操指引。在尚未有明确顶层制度出台的情况下,针对有意愿参与业委会的人员,建议分类采取实操做法以规避履职风险:一是针对在职公职人员,严格执行“事前请示、事后报备”闭环程序。参选前,向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或纪检监察机构进行书面请示,说明参选意愿,经批准同意后方可参选;当选后,及时向单位书面报备实际当选的具体职务以及津贴领取情况。此举既能争取组织的理解与支持,又能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防范”。二是针对退休干部,结合老干部“双报到”机制,在参选前向原单位老干部工作部门或居住地社区党组织报到备案。三是针对社区“两委”成员,依托街道党工委的“交叉任职”推荐与资格联审程序,视同履行报备手续。满足上述报备程序的,相关纪检监察机构不应以“兼职取酬”予以定性。

(三)尊重群众选举结果,建立基于“职权关联度”的精细化分类回避制度。改变当前“一刀切”的粗放状态,将回避的核心定位于“岗位职权与小区物业服务活动是否存在可识别的监管、审批、处罚或资金分配关联”。一是针对退休人员,建立鼓励参与机制,不适用回避限制。二是针对在职人员,按“职权关联度”分为三类实行管理:第一类(直接监管执法类,实行区域回避),对住建(房管)物业监管、街道物业指导、城管执法、公安(派出所)、消防救援、市场监管等具有直接执法或审批权的岗位人员,应限制其在直接管辖区域或业务关联的小区担任业委会委员;第二类(非直接执法类,实行事项回避),在住建、街道等系统内从事政策研究、文秘、人事财务等非直接监管业务的人员,需履行报备程序,并在涉及特定物业企业选聘、维修资金动用等利益关联事项表决时予以回避,并记入会议记录;第三类(无直接职权关联类,不设回避),对文教、卫健、体育等无直接业务交集的岗位人员,鼓励其正常参与。

(四)维护依法自治成果,建立健全以“事前报备”为基础的履职保护与甄别机制。一是明确免责依据。在顶层制度出台前,应将“是否履行了事前请示、事后报备手续”作为尽职免责的重要依据。二是建立澄清正名机制。对于已按规定向组织报告、且未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干部,遭遇不实举报或恶意诬告时,应建立公开澄清正名制度,相关核查结果不作为负面评价记入个人档案。三是严惩恶意投诉并强化信息甄别。对捏造事实、恶意干扰经依法选举产生的业委会正常运作的行为,应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同时,建立对投诉受理单位的信息甄别机制,对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带有特定利益目的的不实投诉,不予受理或及时终止核查,减少对基层干部的无谓消耗。

公职人员及退休干部参选业委会,看似是小区内部的具体事务,实则是关乎基层治理根基与物业管理水平的关键切口,意义重大。若上述制度性障碍不能得到及时回应与解决,不仅会严重挫伤有意愿、有能力的干部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也会让基层街道、社区在指导监督时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更会导致社会各界在认识上难以统一,难以形成共建共治的合力。为此,亟需从顶层设计出发,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为基层治理留住治理骨干,真正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小区治理的实效。

【声明】 本文作者系成都三泰联合物业管理师事务所主任伍三明。文章旨在探讨基层治理与物业管理实务,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任何机关、单位或组织立场。文中观点仅供交流参考,不构成任何政策制定或法律适用的依据。本文配图及案例引用,均来源于政府官方网站、权威媒体公开报道或网络理政平台可查信息,作者已尽核实义务,但不承担因原始信息变更或偏差产生的连带责任。若涉侵权或不当,请联系作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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